气候如何影响近代欧洲历史

2019-11-20 作者:产品测评   |   浏览(151)

气候突变还对人类健康构成直接威胁,1550—1700年爆发的大型流行病比以前范围更大、影响更深、次数更频繁。1550—1670年鼠疫再次肆虐欧洲,1629—1631年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爆发,1656—1657年侵入意大利南部和热那亚,1660年左右又传到法国北部、英格兰和荷兰。在此之后,天花取代鼠疫成为欧洲非常可怕的传染性疾病,死亡率高达10%,1660—1799年间英国每3~4年都会爆发一次天花疫情。另外,腹泻也是导致17—18世纪欧洲死亡人数上升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1669—1732年间,疫情十分严重。疾病的传播与气候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一般情况下流行病通过空气、水或蚊虫等扩散,因此温度和湿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疫情的传播。气温的忽冷忽热容易导致肺炎、支气管炎、心脏病和中风,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温度变化的适应能力较低,寒冷的天气降低了他们的免疫力。再加上饥荒时期人们食用难以消化或变质的食物,以及恶劣的居住环境容易滋生传染病。

那么,英国为什么较早地摆脱了饥荒,甚至几乎没有受到“蒙太极小期”寒冷气候的影响?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归因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有效的社会政策。英国王室政府在饥荒年间干预谷物市场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经过都铎王朝的“政府革命”,这种干预变得更经常、也更有效率。政府的政策包括平抑谷价、打击囤货奇居的投机商、禁止谷物出口并组织谷物进口等。1596年10月至1597年3月英国灾情初现,就有11万夸特谷物从波罗的海运抵伦敦。这一系列政策的背后是对消费者特别是穷人生存权的关护,因此英国史学家将之称为“道义经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济贫法》的颁布和实施也有重要影响。《济贫法》包含三要素:为老弱病残者发放津贴;打击身强力壮的流浪汉;安置穷孩子学徒。早期都铎王朝出于对社会秩序的担心,将济贫的重点放在打击流浪汉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到救助老弱病残者和安置穷孩子上。而后两类恰恰最容易成为饥荒牺牲品。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仅埃塞克斯郡在17世纪30年代就安置了6000个穷孩子。据笔者对斯塔福德郡治安法官《季会卷宗》的研读,发现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安置穷孩子学徒,不如说是让他们寄居就食,以至于不事生产的乡绅家庭也被强迫接受学徒。

随着年轮、冰川、降雨量、物候等资料的广泛运用,很多西方学者用“小冰期”的概念来特指离我们最近的寒冷期,认为1560—1700年的全球气候是由一系列冷夏和寒冬组成的。美国学者布莱恩·费根曾在《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中论及约公元1200年起北极地区开始出现小冰期的寒冷天气,大片浮冰向南漂移,引起北大西洋和北海的暴风雨不断升级。近代早期的欧洲超过80%的人口属于生计农业种植者,勉强生活在温饱线上,受制于气候的变化。而此时欧洲暴雨连绵,农作物生长适宜期缩短,产量急剧下降,饥荒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导致数千人死亡。

晚近的气候和环境史研究表明,1300—1850年间欧亚大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寒冷时期,美国地质学家弗朗索瓦·马瑟斯将之命名为“小冰川时代”。“小冰川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突发事件多发时期,其中1645—1715年,即“蒙太极小期”(又称“太阳活动极小期”)又尤为突出。受全球寒冷气候的影响,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中东、西北欧直至伊比利亚半岛,到处是饥荒、疾病和战争。因此,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将之称为“17世纪的全球危机”。在帕克的论述中,17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内战和革命是一个典型例证。英国社会史学家史蒂夫·欣德尔则认为“1647—1650年的收成危机”推动了英国革命的深入。但是,英国的农业史学家,如马克·奥弗顿、理查德·W.霍伊尔反对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气候变冷只是一种挑战,如果应对得当不仅可以降低其危害,还可以产生某些积极影响,如新的农业技术发明。事实上,至少在17世纪90年代气温最低时期,英国不仅没有出现食物匮乏,还成为纯谷物输出国。在2017年春季的《跨学科历史杂志》上,西班牙环境和经济史家恩里克·特略等人撰文指出,英国的农业革命恰恰发生在“蒙太极小期”。虽然这一时期的技术发明,如通过多施肥抵消寒冷造成的有机物分解缓慢的影响只是权宜之计,但是一旦人们发现新技术能带来粮食高产,它们就会被保留下来,即使气候回暖也不会改变。笔者不否认气候变化对英国农业技术改良的刺激作用,但不宜夸大。事实上,英国农业革命在“蒙太极小期”到来之前已经开始。

(作者:詹娜,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英国农业革命的核心是一系列技术改良和新技术发明,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项:首先,推广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即将耕地分成秋播、春播和休耕地,逐年轮换,是中世纪欧洲的发明。同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两田轮作制相比,该发明的意义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增加了农作物的多样性。因此,当秋播的小麦或黑麦歉收,春播的大麦或燕麦可降低饥饿的风险。英国牧师威廉·哈里森在1577年出版的《英国记事》中说,富人吃小麦面包,穷人吃黑麦和大麦面包。但遇上荒年,许多穷人不得不吃由蚕豆、豌豆或燕麦制作的面包,后者通常仅用作马饲料。三田轮作需要更多肥料,中世纪欧洲由于肥料跟不上,该技术实际采用有限。不过,英国农业史家的研究表明,17世纪英国春播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幅度增长。阿普尔比对比饥荒年份英法两国的谷物价格,发现在法国谷价普遍上涨的同时,英国虽然小麦价格上扬,但大麦和燕麦价格保持稳定。因此,他认为正是英国充足的春播谷物供应,使英国避免了法国式“生存危机”。

在与不可预测且严峻的气候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渐渐采用了新的农业方法来应对这种严寒、多雨的气候。荷兰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这个地区的历史就是在不断与水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荷兰的排水始于10世纪,起初在海滨和河岸筑堤,此后则把土地分割成能够防外部水的独立地块——圩田,内部设有沟渠系统,相邻的圩共用一条排水渠,排水渠同时起到蓄水池的作用。15世纪以前,荷兰用自流排水方法进行排水,此后则出现了风车,风车的运用使处在低潮位置以下的土地也能够有效排水,这令低地国家的封建主们增加了不少土地和财源。据统计,13—16世纪期间,荷兰通过排水获得了28万多英亩的新土地。为了避免有肥力的土地闲置,荷兰人还在田间种植了可供人类和牲畜食用的作物,种类也更加丰富,如豌豆、黄豆、荞麦、苜蓿草等,在长草的田间放牧牲畜,几年后土地的肥力加强,这时再翻耕土地,重新播种谷物,使休耕地的数量缩小直至全部复耕,这种自身循环导致大量高产的田地出现。由此,充足的草料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新型农业为市场提供了更多肥料、肉类、羊毛等,从而打破了人们原先过度依赖谷物的恶性循环。15世纪人们对谷物的需求量开始下降,饮食结构出现变化,面包减少,肉类、奶酪、黄油和豆类增多,农牧生产结构也发生了相应转变,更多的土地成为牧场。16世纪末,荷兰的农业革命传播到欧洲各国。荷兰移民将耐寒的芜菁引入英格兰,为伦敦市场的牛群提供饲料,以缓解干草的不足。同时,荷兰人还用先进的排水灌溉技术改造了英格兰东部大量的沼泽低洼地,使之成为英国最富饶的土地之一。此时期英国取得了不少农业技术的进步,如新的土地轮作制、轻犁的发明、肥料的广泛使用和草场漫灌技术等,还引进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如马铃薯、玉米、水稻、油菜等。随着农业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农牧分离成为大势所趋,专业化的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使分散的土地逐渐集中起来,最终导致了对整个近代社会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圈地运动。究其源头,农业革新的起因就是人们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和日益严峻的种植状况而作出的自我调整。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英国率先走出饥荒更重要的原因。英国的农业革命从16世纪中叶开始并持续到18世纪,其中既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人口和经济因素的推动。现有的研究表明,在“中世纪暖期”向“小冰川时代”过渡时期,即14、15世纪,亚欧大陆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农业收缩。英国在经历了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和人口锐减之后,西北寒冷地区大多转变为牧场;中部密德兰地区许多村庄被抛弃,成为“消失的村庄”;农业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东南地区。但随着16、17世纪英国人口回升,加之城市和乡村手工业迅速发展,非农业人口比例扩大,农业不得不向深度发展。因此,英国开始了农史学家埃里克·克里奇、E.L.琼斯等人所称的“农业革命”。

16世纪末到18世纪期间气候变化更为频繁,再加上频繁的火山爆发,导致17世纪出现寒冷期,气温再次降低,农作物生长适宜期缩短,粮食产量大受影响。例如,1739年英国谷物收获期普遍推迟,英格兰北部损失了大量玉米和大麦,谷物价格比过去31年的平均价格高出23.6%。法国奥弗涅地区小麦的平均价格从15世纪到18世纪初期翻了约5.5倍,黑麦的价格涨了约6倍,大量人口处于饥饿的边缘。据统计,17世纪法国发生了11次较大的饥荒,英国9次,意大利的饥荒已经司空见惯,爱尔兰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当地农民完全依靠从美洲传来的土豆为食,1696-1697年间的饥馑和疾病使得芬兰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欧洲气候的突变给处于经济边缘的农村和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危机。

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是欧洲饥荒的高发时期,英国也未能幸免。1587—1588年、1597—1598年、1622—1623年英国都曾发生过饥荒。1623年,英国西北部饥荒最严重的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有饿死人的现象。同年在东密德兰的林肯郡,穷人因为市场价格太高买不起粮食,不得不屠狗宰马充饥。即使英国的“粮仓”诺福克郡也受到影响,穷人不得不吃替代食物。当地治安法官报告说,穷人制作面包不得不在大麦面粉里加进荞麦,但因“不适,厌食之”。但是,安德鲁·B.阿普尔比对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饥荒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同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相比,英国率先走出了饥荒的阴影。他认为,1650年以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饥荒,而法国却在1661—1662年、1693—1694年、1709—1710年遭受了更大规模的饥荒。法国学者将之称为“17世纪晚期的危机”。此外,英国的饥荒是局部的,真正法国式的“生存危机”只存在于英国的西北边区。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没有充分整合到正在形成中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当饥荒来临时没有能力从外部获取所需的粮食。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组通过对保存完整的404个堂区的葬礼登记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证实了阿普尔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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