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新问题与新学问、新潮流

2019-11-20 作者:产品测评   |   浏览(93)

20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理论的革新和新资料的发现,一批新学问诸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藏学、徽学等相继产生。这些新学问,自其诞生之日起,蓬勃发展,长盛不衰,时至今日,其中多已成为国际性显学。然而,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至今仍说法不一。或认为其是一种“地方学”,如伴随徽学的兴起,一直有“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方显学”的提法,至今依然;或在学科定位时,不被视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而将其边缘化;即使专门从事这些学问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不都是十分明确的。

20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理论的革新和新资料的发现,一批新学问诸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藏学、徽学等相继产生。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新学问?它们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到底处在怎样一种位置?其实,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新学问?它们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到底处在怎样一种位置?其实,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等就有十分明确的阐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的这一著名论断已多被引用和论述。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陈寅恪的精辟阐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20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理论的革新和新资料的发现,一批新学问诸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藏学、徽学等相继产生。这些新学问,自其诞生之日起,蓬勃发展,长盛不衰,时至今日,其中多已成为国际性显学。然而,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至今仍说法不一。或认为其是一种“地方学”,如伴随徽学的兴起,一直有“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方显学”的提法,至今依然;或在学科定位时,不被视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而将其边缘化;即使专门从事这些学问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不都是十分明确的。

这段文字虽只有寥寥数语,却点出了古今学术发展的通义,堪称精论,而成为关于学术发展史的经典性论述。其意蕴深刻,具有多层涵义:首先,学术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如其他事物变迁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不是完全重复过去老一套。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规律。其次,何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先生指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新材料、新问题,是构成时代学术新潮流的两大基本要素。一般地说,新学问的产生大都由于新发现,即有了新发现与新材料才会有新学问,而陈先生在这里还提出了“新问题”这一概念。所谓“新问题”,当指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实际上,新材料与新问题,二者实为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新材料的重大发现促进了新学问的诞生;而新问题的出现,理论上的革新,则开拓了材料发掘的新视野。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新学问?它们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到底处在怎样一种位置?其实,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等就有十分明确的阐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的这一著名论断已多被引用和论述。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陈寅恪的精辟阐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但20世纪以来,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新问题,都与以往时代显著不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材料方面,20世纪初期,中国学界即有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资料的发现。其中如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等更是中国学术史上千年未有之重大发现。在新问题方面,有关学术研究的目的宗旨、对象范围及理论方法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学术研究的宗旨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的一般表象记述变为力求作出科学分析;研究对象与范围大为扩展,涉及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大大促进了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应用,研究视角多维,研究方法多样,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这段文字虽只有寥寥数语,却点出了古今学术发展的通义,堪称精论,而成为关于学术发展史的经典性论述。其意蕴深刻,具有多层涵义:首先,学术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如其他事物变迁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不是完全重复过去老一套。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规律。其次,何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先生指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新材料、新问题,是构成时代学术新潮流的两大基本要素。一般地说,新学问的产生大都由于新发现,即有了新发现与新材料才会有新学问,而陈先生在这里还提出了“新问题”这一概念。所谓“新问题”,当指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实际上,新材料与新问题,二者实为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新材料的重大发现促进了新学问的诞生;而新问题的出现,理论上的革新,则开拓了材料发掘的新视野。

20世纪以来,与此前根本不同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被要求像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把握、结构分析、宏观概括、个案剖析等等,强调科学论证与科学分析。如众所知,中国传统学术亦重考据,其中不乏科学论证的因素,但与新时期所运用的科学论证方法还是有所不同;又如传统考据多以文献证文献,利用资料的性质和范围都是有限的,而新时期的学术则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在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作出科学论证和科学分析。这就必须重视原始资料,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重视典型资料的运用,走出以文献证文献的圈子。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研究资料的多样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于是,研究资料采用的范围大为拓展,除了文书档案这类一手资料之外,诸如墓志石刻、出土文物,禆史笔记、谱牒家乘,乃至田野调查、图像史料等等,都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资料。前述20世纪以来新资料的重大发现,如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均属第一手资料,十分典型,且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具有系统性与综合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正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相契合,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之最佳资料选择。所以,自其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遂以这些新资料为中心,形成了各自的新学问,从而构成了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之一新潮流。

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但20世纪以来,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新问题,都与以往时代显著不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材料方面,20世纪初期,中国学界即有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资料的发现。其中如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等更是中国学术史上千年未有之重大发现。在新问题方面,有关学术研究的目的宗旨、对象范围及理论方法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学术研究的宗旨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的一般表象记述变为力求作出科学分析;研究对象与范围大为扩展,涉及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大大促进了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应用,研究视角多维,研究方法多样,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20世纪后期形成的徽学也是如此。作为徽学研究的新材料首先要从徽州文书谈起。徽州文书是宋元以来徽州区域民间遗存的地方文书档案,多是古代地方社会在官私各种交往活动中生成的原始文字记录和文本,具有原始性、凭证性和文物性质。徽州文书原为民间所藏,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少量面世,50年代为徽州文书的首次大规模面世,改革开放以来则是徽州文书的又一次大规模面世,或称“徽州文书的再发现”。徽州文书主要为各单位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收藏,私人收藏亦颇为可观。它数量巨大,迄今为止,估计公私所藏达100万件以上;种类繁多,主要类别有:交易文契、合同文约、承继分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案卷、会簿会书、乡规民约、日用类书、信函书札等等;跨越历史时间长,宋元以降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均有遗存;研究价值高,其中既有宋元明清时期各种珍贵的散件文书,又有汇集各类原始资料的簿册文书;既有归户性文书,又有完整的商业账簿和诉讼案卷;既有官私交往大量的土地文书,又有民间所藏各种珍稀文献等等,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不乏各类专史研究所需要的典型个案资料,更为地方基层社会的综合考察提供了宝贵素材。

20世纪以来,与此前根本不同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被要求像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把握、结构分析、宏观概括、个案剖析等等,强调科学论证与科学分析。如众所知,中国传统学术亦重考据,其中不乏科学论证的因素,但与新时期所运用的科学论证方法还是有所不同;又如传统考据多以文献证文献,利用资料的性质和范围都是有限的,而新时期的学术则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在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作出科学论证和科学分析。这就必须重视原始资料,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重视典型资料的运用,走出以文献证文献的圈子。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研究资料的多样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于是,研究资料采用的范围大为拓展,除了文书档案这类一手资料之外,诸如墓志石刻、出土文物,禆史笔记、谱牒家乘,乃至田野调查、图像史料等等,都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资料。前述20世纪以来新资料的重大发现,如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均属第一手资料,十分典型,且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具有系统性与综合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正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相契合,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之最佳资料选择。所以,自其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遂以这些新资料为中心,形成了各自的新学问,从而构成了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之一新潮流。

不仅如此。与徽州文书一起,还有数量巨大的各类传世文献遗存下来。据近年来调查研究的统计资料,“见诸著录的徽人著述总数在万种以上,现存尚达6000余种。”其中经史子集各类著述近5000种,家谱2000种以上(胡益民:《〈徽州文献综录〉前言》)。这些文献所载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考古、医学、文学、艺术以及数学、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其中有一大批文集、专著等典籍文献,它们同时也是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之作;又有一批反映地方知识系统、极富地域特色的乡邦文献;还有一批纂修上乘的各类志书,府县乡镇志书齐备,至今遗存仍达70余部(刘道胜:《徽州方志研究》);更有数千部编撰成熟的家乘谱牒遗存于世。以上这些传世文献,与文书档案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少有的完整的文献体系。此外,对徽州文物的遗存亦应加以重视。在原徽州一府六县广大区域内,古城、古村落、老街、古民居、古建筑、祠堂、牌坊、古桥、古塔、古碑等文物,都有丰富的遗存。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古遗址计5000余处,古村落数百处(翟屯建主编:《黄山市志》卷27)。

20世纪后期形成的徽学也是如此。作为徽学研究的新材料首先要从徽州文书谈起。徽州文书是宋元以来徽州区域民间遗存的地方文书档案,多是古代地方社会在官私各种交往活动中生成的原始文字记录和文本,具有原始性、凭证性和文物性质。徽州文书原为民间所藏,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少量面世,50年代为徽州文书的首次大规模面世,改革开放以来则是徽州文书的又一次大规模面世,或称“徽州文书的再发现”。徽州文书主要为各单位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收藏,私人收藏亦颇为可观。它数量巨大,迄今为止,估计公私所藏达100万件以上;种类繁多,主要类别有:交易文契、合同文约、承继分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案卷、会簿会书、乡规民约、日用类书、信函书札等等;跨越历史时间长,宋元以降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书均有遗存;研究价值高,其中既有宋元明清时期各种珍贵的散件文书,又有汇集各类原始资料的簿册文书;既有归户性文书,又有完整的商业账簿和诉讼案卷;既有官私交往大量的土地文书,又有民间所藏各种珍稀文献等等,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不乏各类专史研究所需要的典型个案资料,更为地方基层社会的综合考察提供了宝贵素材。

总之,徽州文书、徽州文献、徽州文物以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一个十分典型而又相当完备的传统文化生态遗存。它们构成了徽学这一新学问最雄厚的资料基础。而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正体现了以新资料研究新问题的时代潮流。最早开辟徽州研究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著名专家傅衣凌先生说:“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三十年代。……50年代末,徽州民间文约大量流入北京,为徽州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展开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阶级结构、土地租佃关系诸方面的探索。这些研究,使我对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为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傅衣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序言》)

不仅如此。与徽州文书一起,还有数量巨大的各类传世文献遗存下来。据近年来调查研究的统计资料,“见诸著录的徽人著述总数在万种以上,现存尚达6000余种。”其中经史子集各类著述近5000种,家谱2000种以上(胡益民:《〈徽州文献综录〉前言》)。这些文献所载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考古、医学、文学、艺术以及数学、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其中有一大批文集、专著等典籍文献,它们同时也是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之作;又有一批反映地方知识系统、极富地域特色的乡邦文献;还有一批纂修上乘的各类志书,府县乡镇志书齐备,至今遗存仍达70余部(刘道胜:《徽州方志研究》);更有数千部编撰成熟的家乘谱牒遗存于世。以上这些传世文献,与文书档案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少有的完整的文献体系。此外,对徽州文物的遗存亦应加以重视。在原徽州一府六县广大区域内,古城、古村落、老街、古民居、古建筑、祠堂、牌坊、古桥、古塔、古碑等文物,都有丰富的遗存。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古遗址计5000余处,古村落数百处(翟屯建主编:《黄山市志》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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