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区域作家群的当下价值

2019-11-07 作者:产品测评   |   浏览(100)

该书具备着强烈的地域色彩,以地域的视角彰显出“文学桂军”的创作实绩,这集中体现在对一些作家群体的观察上。在《风生水起——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从“鬼门关”出发——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等文章中,“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玉林作家群”“都安作家群”等代表性作家群体进入张燕玲的批评视野。她聚焦地域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本体作用,集中谈论了这些群体对于“文学桂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又立足于民族性、文化性的视角,指出这些作家在地域景观呈现上的突出贡献。而作家们则通过饱含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写作,获得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并最终确立起了“文学桂军”在当下发展的独特景观。当然,张燕玲并非是孤立地看待“文学桂军”,而是借助海南、广东、四川等其他地域文学的观察,以深刻的对话方式与开放的眼光,将“文学桂军”放置在全国文学的发展版图之中,在呈现其近年来发展实绩的同时,有效地确立了“文学桂军”的独特性。

  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手段的高科技化,则是更彻底地创造了一个“去区域化”的审美时空和文学时空。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形象地把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描绘为一个去掉了地理空间阻隔的平面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地域之于作家的影响力十分微弱,因此地域作家群的共性更不明显。

张燕玲还集中审视了广西的女性作家群体。如《在漫游中狂想——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中,她发现,作为“文学桂军”女性作家代表人物的林白,近年来的创作突破了早期的“私人化”写作,进而走向了“渗透着他人生活的众多的个人生活”的创作方式。这既是对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在突破自我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文学桂军”中女性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玫瑰花开——广西女作家札记》一文中,她抛弃了刻板的分析姿势,而以感性的心态和札记的笔法,描摹出了杨映川、黄咏梅、凌洁、纪尘等女性作家近年来小说写作的基本形态。作者认为:“这真的是一群不一样的女性,她们挣扎在生活的深处,然后平静,再挣扎再平静,并以性灵记下这些生命的痛苦和快乐。‘尽管绝望,仍然守望’,这是女性作家们的坚定姿态,超越年龄,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这番话既熔铸了作者独特的女性意识,同时又表现出了对“文学桂军”发展状况的深刻关怀。

  但是,更要注意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学社团、流派、作家群落的含义和重要性都发生了变化。地域/区域作家群概念的淡化和意义的退隐已是不争事实。

这部研究力作共分“四辑”,共计76篇文章,专门研究“文学桂军”的文章近30篇,所涉及的作家包括林白、东西、鬼子、李冯、朱山坡、李约热、光盘、纪尘、杨映川、黄佩华、王勇英等。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作为广西人的张燕玲在书中以“内面的人”的视角,集中展示出“文学桂军”在当下的发展状况,她尤其通过对他们创作中所凸显的广西地域、民族、文化等要素的剖析与观察,构建出了“文学桂军”研究的当下景观。

  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经济发展、便捷的信息传播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当代的文学群体、流派大大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和旧有的文人小圈子传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的世界性潮流中,经济的、代际的、性别的差异已经远远大于地域的差异,并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各地域作家的创作姿态。以个体化方式从事审美创造的作家,更自由更便捷地参与到跨地域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文化(文学)思潮和创作中,各地域文学呈共性突出、个性复杂的状况。可见,现代性对地域性因素有明显的削减、遮蔽,地域性越到现代越淡化,地域性作家群也越来越失去地域特征。

该书对“文学桂军”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对青年作家的挖掘与呈现上。如在《文学变局中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一文中,作者将目光聚集“文学桂军”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通过对其饱含着现实与梦境的民族书写,通过对这些作家富于本土化与现代性的多样写作的观察,有力地再现出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以精神穿越写作——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一文则将焦点投射在“文学桂军”的“青年小说家群体”和“青年诗歌群”上。作者细读创作文本,分析作家的写作姿态、思想观念、艺术手法等,勾勒出了“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基本形象。《平实的收获——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一文则以2004年广西文坛的观察为契机,通过分析这些作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展现出“文学桂军”中70后作家群的整体面貌。可以说,对“文学桂军”中青年作家的观察与研究不仅成为《有我之境》一书的最大特色,同时也为今后的“文学桂军”研究作出了方向上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对青年作家的关注与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杂志的主编关系密切。她指出,“《南方文坛》对广西的文艺现象特别是对广西青年作家的推介是全方位的”。

  但是,当下具有某些创作风格趋同性的区域作家群,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小。总结今天的省级作家群,其行政区域意义远远大于文学风格意义。但如果再细分到地市县(区)作家群,则多少具有题材、风格等方面的创作共性。事实上,文坛近些年关于作家群的话题,也更多地集中在对小型(或曰小区域)作家群的关注上。如以周大新、二月河、周同宾为代表的南阳作家群,以阿成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还有西南边陲崛起的以夏天敏、雷平阳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以东西、鬼子为代表的桂西北作家群,活跃在辽宁西部大、小凌河流域的“凌河作家群”等。因此,小区域作家群应是今后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张燕玲的《有我之境》(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尽管不能看作是对“文学桂军”发生与发展状况的研究专著,但其中所触及的“文学桂军”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形态,以及所包含的敏锐的批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学桂军”的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并成为窥探“文学桂军”发展现状的一面镜子。

  当代文学常以区域作家群概念取代地域作家群概念,与国家文学一体化时代文学管理体制相关。1949年以后,国家从思想、组织、阵地上对文学实行了全方位的领导和管理,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体化时代。国家文学由中国作家协会统一管理,而作为国家文学组成部分的各省市县(区)的文学亦有相应组织管理协调机构,评价、总结各行政区域的文学成就亦是常规性工作。当文联、作协仍然属于半官方的群团机构,当文学成果仍然以行政区域划分高下,各地文学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自然会以区域内的文学作为整理、总结对象,并以“政绩”的方式予以张扬。区域作家群概念的广泛使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钟世华,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二级作家)

  (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同时,在国家、地方总分式文学管理体制下,各区域作家管理机构可适当结合本地作家资源和文化资源,以作家群的名义,集束推出有地方色彩的文学成果。如湖北省作家协会近年来出版了《青年作家丛书》和《农民作家丛书》。前者展示了8个文体、风格、创作方法各异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显现了作为一个有潜力的地方文学团队的整体水平,对他们的后续创作是一种激励。《农民作家丛书》是在办农民作家辅导班和广泛征集选题的基础上,由专家评出10位人选,聘评论家为导师,一对一指导后专集出版。这些农民作家来自湖北各地,但共同的乡村经验使他们的作品有较大共性,如颂歌主题、道德评价、线性叙事、朴素语言、写实风格等。系列作品的推出,既活跃了基层创作,又繁荣了农村文化,受到各方关注。这种效应,显然不是单个作家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显现出区域作家群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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