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新时代中华民族新史诗

2019-11-07 作者:产品测评   |   浏览(88)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振聋发聩,既抓住了文艺创作的宗旨和使命,也为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指明了目标和方向。“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虽然文艺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各有所长,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要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从时代和生活中去汲取源头活水,这是最根本、最关键、最长远的创作之法。因此,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应当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以高尚的道德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满怀敬畏、辛勤忘我地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文艺精品乃至传世经典。

金沙澳门9159官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用心”书写是关键

任何时代,史诗从来都是文艺创作应有的最高追求,也是文学价值经典性的体现。在快节奏、娱乐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往往不再追求史诗性,甚至以消解史诗性为前卫,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于日常书写的“小长篇”。不可否认,小长篇中确有很多优秀作品,但也不乏为凑篇幅而以技巧拉伸或内容注水现象,以致出现评论者所说的“时代之重与写作之轻”的不对称感。纵观历史,能经得起淘洗和冲刷的流传之作,或气象宏阔,或精神深邃,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精华和文化的经典。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作家、艺术家不能总是深居在书房里,不能总深陷在文本中,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之根和远离丰富的民间生活。只有不断汲取传统与民间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高质量的史诗之作。

尽管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探讨早已是老生常谈,但无论文明与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深入生活的概念有怎样不同的理解,扎根民众、贴近生活、拥抱时代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古今中外,无数的文艺经典都是深入生活的结晶。没有生活,就没有文艺;不用心创作,就难有上乘之作。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其作品的质量;他们深入生活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其作品的深度。如果他们一直沉迷在象牙塔里冥想虚构,即便是天才,其才华和智慧也难免会有枯涩干涸的一天,很难保持持久的文艺灵感和不竭的创作激情。因此,他们亟须融入波涛汹涌的社会生活之中去寻找创作的源泉。当代小说家柳青说过:“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作家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在这方面,柳青也是一个杰出实践者和身体力行者,其事迹至今感人至深。曾经做过县委副书记的他辞去工作,全家搬迁到长安县皇甫村,完全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一住就是14年。他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和文学创作,并写出了巨著《创业史》《狠透铁》等力作。

高尔基曾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曾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的确,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之作,都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精髓,都是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承载。民族性不仅是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且是身份徽标,是其独特性、创造性的体现。

用心创作,是作家、艺术家能否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的关键。能否用心创作,取决于作家、艺术家是否真正拥有对文艺的虔诚敬畏和对人民的深厚热爱。没有对脚下的土地和笔下的人物深沉而热烈的赤子之爱,就不会有真正的文艺精品诞生。当代作家汪曾祺在回忆自己的恩师沈从文先生时曾说,有两句话对他影响最大、受益终身,那就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和“千万不要冷嘲”。“要贴到人物来写”的意思是,作家写作时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语语出自肺腑,不能脱离生活,不能没有真心,这样的作品是“流”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千万不要冷嘲”的意思是,作家要用一颗执着的心,即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用自己的作品给世界增加亮色与暖意,对所写的人和事从不刻薄嘲弄甚至玩世不恭,即使身处逆境,也永远葆有对生活的真诚和对创作的至诚。正因如此,他和沈从文等许多杰出的文学家一样,既拥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又怀着真挚的文学之心,写出了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并为后来者提供了表率和示范。事实证明,作家、艺术家只有把真心交给生活、托付时代、给予创作,才能有真正的优秀之作诞生。

民间文学资源是文艺创作的资源库、素材库,并给予创作以灵感和启示。从中国文学演进和嬗变过程看,很多文类与体裁的出现和繁荣,都可追溯到广阔的民间。如《离骚》《九歌》等作品与民间祭祀歌谣密不可分,传奇小说受到口耳相传的俗讲和变文的影响。而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等瑰丽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创造与想象,也沉淀成为民族的原型意象与潜隐结构。

“用情”表达是灵魂

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乃至语言艺术,是民族文艺的立身之本、生机所在。别林斯基评价民间文化对于果戈理文学成就的意义时指出:“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有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其实,果戈理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天才”,而是他植根于乌克兰民间文化沃土,体现的是民间文艺的伟大和丰饶。

文艺创作既需要某种天分,也需要一定才华;既需要用心,也需要用情。这里的“情”,不仅是指情感,更指的是情怀。要想有大作品、大制作,只有才华和真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境界和情怀。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的确,手上有巧笔,才会有好文章;心中有大义,才会有大作品。文学境界与作家情怀的关系,有如硬币的一体两面,或曰“文如其人”。一般来说,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是分不开的。精神境界往往决定着艺术境界,作家的情怀和追求决定着文艺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史诗级作品需要书写汹涌澎湃、气象万千的社会大生活,大作家也通常有大境界、大气魄。有了大境界、大气魄,就不愁创作不出大作品。一位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往往要尽一切可能做到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思想、艺术和生活内涵,体现对生活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解析。而经典作品往往拥有直抵本质的哲学境界或超越世俗的诗意情怀,甚或“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珍贵特质。比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复活》、曹雪芹的《红楼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都堪称此类史诗级巨著。境界高远的作家、艺术家是犹如灯塔般的存在,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擦亮人们的心灵,也照亮了世间的道路,成就史诗般的大成之作。

很多优秀作家的成功也表征了民间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汪曾祺多次表达民间文化对于创作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贾平凹在谈创作体会时也强调作品要有现代性、传统性和民间性。莫言提出作家要“大踏步后退”到民族传统。他们的不少作品,深植于文化传统,浸润了民间滋养。

文艺作品的取材和创作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作者的个性和兴趣爱好也是千差万别的。文学书写和艺术创作中既有纵横捭阖的时代全景,也有孤芳自赏的一己天地;既有容量庞大的巨型雕塑,也有内涵有限的微型盆景。然而,如果作家、艺术家的兴趣所在和注意焦点仅局限在关注一己的私爱与忧愁,只玩味个人的闲情与雅趣,也许也是一种艺术人生,但恐怕不免空负了才情。正如现代艺术家潘天寿所说:“不论何时何地,崇高之艺术为崇高精神之产物,平庸之艺术为平庸精神之记录,此即艺术之历史价值。”缺乏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怀的人,是写不出撼人心魄的作品来的。作家艺术家选择写什么、怎么写,写得如何,往往决定于他们的境界与情怀。没有高尚宏远的情怀与境界,就难以创作出成功作品乃至经典之作。只有才华而没有境界,就不会走远,艺术的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因此,情怀比才华更重要,境界比技巧更重要。

文艺创作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永远是作家、艺术家要正视的第一要务。文学艺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家、艺术家要做时代的发现者和感知者,要用宏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统摄时代的变迁、心灵的悸动,感应时代的召唤,完成为时代而歌、为人民抒怀的文学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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